摘要：特别是世界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对比当中，主要经济体都在下行，经济加大经济中国经济实现最高增速，风险风险同时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过程中，中国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幅度是开放最小的，这代表中国经济相对增长是应对比较稳定的。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2019年前三季度，世界在内部结构调整，经济加大经济深层次矛盾释放，风险风险外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下行，中国同时贸易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在显著提升，开放中美贸易相关摩擦一波三折的应对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增长，世界相关指标也基本维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加大经济

“三季度宏观经济实现了6.0%的风险风险增速，从横向比较和大的环境来看，已经非常难得。同时，世界经济也出现巨大变化，整个外部形势在急剧恶化，环境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中国经济实现这样的增长是非常难得的。”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10月份的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春海表示。

特别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对比当中，主要经济体都在下行，中国经济实现最高增速，同时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幅度是最小的，这代表中国经济相对增长是比较稳定的。

国际经济风险加大

2017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人大国发院报告显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是在同步提升的；到2018年有分化，有些增长，有些下滑；到2019年，主要经济体增速出现同步下滑，贸易也出现全面下滑，主要经济体对外贸易，无论出口还是进口都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整个国际贸易萎缩，在短期国际贸易的低迷和萎缩当中难以扭转。

“全球贸易下滑有短期和中期因素，短期贸易摩擦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中期有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深层次结构调整起的作用，所以贸易下滑趋势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体现出它的稳定性。”于春海表示。

全球经济出现景气收缩，同时制造业和服务业景气分化比较明显，在2019年，这种分化程度是在加大的，服务业很大一部分是服务于投资、生产和贸易活动的，在整个投资、生产、贸易经济活动低迷情况下，服务业景气扩张，但可持续性值得担忧。同时，随着整体经济活动持续低迷，最终会对就业和家庭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也会拖累家庭服务业消费支出。在于春海看来，这样的扩张，即制造业和服务业景气分化，也会隐含着一定的风险和问题。

与此同时，主要发达国家就业目标也发现变化，从过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转向“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关注就业的稳定性和薪酬水平，这导致制造业的竞争加剧。全球技术进步速度下降时，全球产业链的延伸和动态升级过程放缓甚至趋于停滞，这时候就面临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当中，新的国家不断进入，低端国家不断升级，最前沿那块停下来，导致全球产业链拥挤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政策不协调、摩擦甚至冲突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2018年以来，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对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随着贸易摩擦的加剧、缓和再到加剧，过程当中，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当中主要的指标也会有起起落落的变化。”于春海表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仍维持比较稳定的增速，结构层面的调整趋势在延续，宏观经济实现了6.0%的增速，趋势上看，这样的增速还没有扭转我们经济下行趋势，但这样的增速，从横向比较和大的环境来看，已经非常难得。

值得注意的是，对外贸易方面，我国货物出口稳定增长，进口加速下滑。特别是9月份，货物出口和进口出现双双下降的趋势。整个贸易增速有这样的变化，贸易结构依然维持良性变化分企业类型来看，民营企业贸易增速明显高于整体，一般贸易增速也比整体高。在中美贸易摩擦一波三折和加剧背景下，对美贸易增速极具下滑同时对东盟和欧盟市场出口增速提高，缓解了中国整体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美国这块下滑的同时，我国对东盟、欧盟的增速提高比较明显。

企业景气层面，9月份来看，企业景气出现一定回升趋势，一定意义上显示出中国经济边际改善，服务业和制造业景气分化加剧，也可能对国内带来不好的冲击，因为制造业的回落可能最终会不可避免地慢慢扩散和传导到整个服务行业。

“中国经济在对抗各种压力和解决各种矛盾过程中，实现经济的总体稳定增长。同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宏观经济下行期出现了诸多结构分化现象，这一点可能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于春海说。

以开放应对风险

中国经济一方面维持了平稳增长，另一方面面临内部结构分化和外部风险加大。

在于春海看来，需要加大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力度，特别是货币政策层面，应该要通过降息来应对国际范围之内已经出现的宽松货币政策竞争。

“国际经济体已经走向宽松货币政策，中国继续维持不降息的做法可能需要有一定的改变。这样的政策有可能为我们财政政策扩大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需求管理政策与结构调整政策，以及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政策之间形成一定的活力；在这样的宽松利率环境下，应该注重引导培育改善民生为导向的有效投资和需求，在国内需求增长和投资增长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于春海表示。

在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看来，中美贸易摩擦短期会有诉求，能不能达成意向，可以缓解一下经济的压力。中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因为短期第一阶段达成协议问题就解决了，很可能是长期化的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很大程度上是中美战略竞争在经济上的体现，中美战略竞争不会终止，贸易摩擦的因素还会继续存在，只是解决了短期的压力和短期的需求。即使达成短期的协议，对明年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前期加的关税对今年来说时间比较短。12月份说加或不加，对今年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明年是个完整的年份，而且前期已经加的税，明年完整体现的话，对经济增长的压力肯定比今年要大。”诸建芳表示。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看来， 在上一轮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成为一个高速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成为最大的全球化得益者，加入WTO之后获得真正大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国家。这种背景下，我们回馈给那些发展中国家，但是我国的贸易优势，全球化当中获取的利益还是和发达国家的往来中得到的。

“贸易总是有输有赢，我们有所回馈，有所缓和，甚至有所牺牲都是为了换取更好的全球格局，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个角度上，我们也愿意达成一步甚至两步、三步贸易方面的协议。达成这些协议总的来说是有利于中国外围环境，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和平道路。这个意义上讲，达成不管什么协议，一定会达成，而不会这个时间段把这个事情废了。”毛振华说。

同时，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需求。

在于春海看来，下一步需要加大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力度，特别是货币政策层面，应该要通过降息来应对国际范围之内已经出现的宽松货币政策竞争，国际经济体已经走向宽松货币政策，中国继续维持不降息的做法可能需要有一定的改变。这样的政策有可能为我们财政政策扩大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需求管理政策与结构调整政策，以及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政策之间形成一定的活力；在这样的宽松利率环境下，应该注重引导培育改善民生为导向的有效投资和需求，在国内需求增长和投资增长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对外应对可能的风险，特别是政策摩擦的风险，需要积极开展双边区域和次多边层面的合作和政策协调，为应对外部摩擦创造有利条件。应该说从2018年以来，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的加剧会看到中国对其他经济体相关的市场开放力度在不断加大，它也是中国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到目前为止相对比较成功的做法，未来应该把这样的做法进行更加机制化和制度化。”于春海表示。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